我之所以能夠渡過每一個關口，除了自己的專業知識跟投入之外，最感謝的就是家裡面的禱告團隊。
我起初是在台灣大學擔任助教和講師，有機會與教授一起研究台灣經濟問題，深知理論和實務兼顧的重要性。當時的研究都提供給政府有關單位參考，因著他們願意採納，促使台灣經濟朝正面的方向發展。後來，我的興趣，漸漸從統計、以及一般經濟理論，轉向財稅理論，因有到國外進修財政理論的機會，從此就全心投入財政領域。
一、教學與公務兼任
民國五十七年，行政院成立了賦稅改革委員會，由
在學校任教時，我是出名的嚴格，學生成績未達標準，一定要他們補考，若補考不通過，就把他們當掉。好多學生說：「
我一面教書，一面在賦稅改革委員會工作，有很多改革案都需要寫研究報告，而且都得在期限內交出報告。頭兩次，我都沒準時交，因為我是持著以往在學校寫研究報告的態度，非達完美不可。有次在工作會議中，
專業知識與應對歷練
政府為了延續「賦稅改革會」未完成的研究，就在財政部增加了「稅制改革委員會」這個新部門，由一位政大教授與我分別領導研究團隊，後來我就成為這個單位的執行秘書。前後約有十二年之久，帶領二十幾位財經研究人員一起工作，除了將台灣重要的租稅制度一一重新分析研究之外，還得撰寫部長對外的政策演講稿。我曾兩次隨同部長，針對所得稅和新營業稅改革方案，去向最高政府首長做簡報，壓力很大，不過也因這樣的經歷，讓我從那時起，不再害怕面對任何人，這是相當寶貴的經驗。
我發現，光有充足的知識，卻缺乏社會歷練，不容易在職場上發展，為了訓練下屬的應對膽量，我就主動找基層同仁來報告他們自己簽署的公文，如此，他們就能獨當一面，代表本單位與高層人士應對。
二、行政的歷練
在政府服務期間，我經歷過三位財政部長。當第三位部長在民國七十三年要離開財政部時，我覺得自己在研究單位也很久了，應該回學校做專業教授充電，所以就提出辭呈，但是新舊任部長都反對我的決定，他們認為我應該繼續在行政部門歷練，所以我就辭去教職轉任台北市政府財政局長。
行政工作是迥異於研究工作的，財政首長要面對議會民意代表的質詢，這對我是新的挑戰。為了應付這項挑戰，我在極短的時間內，將台北市政府的財政問題做了全盤的了解，並將所需資料備妥，攜帶到質詢台，面對議員首次質詢。那時質詢比較激烈的議員，有趙少康、郁慕明、陳水扁和謝長廷等，大概半年之後，我就被採訪議會的新聞記者評為表現最佳的市府主管，我想這是我通過考驗的證明，使自己更有信心做好這份財政主管的工作。
行公義 抵擋反對聲浪
當時台北市發生了著名的十信違規案件，財政部已經命令財政局處理了兩三年，卻毫無結果。我到財政局上任後，發現情況很嚴重，建議財政部：「要處分、要處理、不能再拖延。」這決定一公佈，我那小小的辦公室就被十來位中央與地方的民意代表擠滿了，他們來施壓，要我放手。我除了禱告之外，真的沒法子可以抵擋這樣的反對聲浪。在我堅持要處理之後，竟因此連累到部長，讓一些老民意代表抓到整財政部長的機會，迫使部長不得不辭職，為此我深感歉疚。但為了公義及防止風暴擴大，不得不權衡輕重，作痛苦及為難的決定。
我個人並沒有倖免於難，因為原先上級政府規定由財政局主任秘書，召集專案小組定期檢討此案，並將報告呈給上級裁決。我到財政局就任後，發現此違規案，必須快刀斬亂麻採取處分。所以就指示新主任秘書不用繼續召集小組會議檢討，立即拿出行政權處理，我願意負全責。也因未照上級指示辦理，所以被記了一個最低的申誡。感謝主，十信違規風暴雖然提前發生，但若遲延不決定處理，後果恐怕更加不堪設想，我要負的責任也將更重。
持守原則 誠信為要
在我擔任台北市財政局長期間，除了十信案，還發生另外一個難題，就是拆除老舊的中華商場，以改建成現在漂亮的馬路。拆除政策發佈後，在那邊經商多年的業者及承租戶就抗爭，說中華商場不是市政府的財產，租約也是錯的，這事在議會裡也面臨激烈的爭議。我們準備了財產所有權的歷史文件和所有契約書，才通過議會的質詢。接踵而來的問題是，中華商場頂樓那些擁擠的各色廣告霓虹燈實在是不定時炸彈，若不慎掉下來，掉落在剛好經過的火車，其後果不堪設想。身為財政局長，我寧願不收租金，也不能讓這事發生，雖然又有議員來關說，我還是堅持拆了。感謝神的是，最後一次拆除時，有一部分廣告鐵架真的掉到鐵路上，幸好那時沒有火車經過。
在我的經驗中，其實跟民意代表相處一點都不難，只要有誠信就行了。若對Ａ民代說不能做，就絕對不能跟Ｂ民代說可以做，否則就麻煩了。如此的堅持，初期而言可能很困難，時間一久，他們就知道你的為人，能做的，一定幫忙，不能做的，就算找更多人來關說，也還是不能。
親自帶領 公平執法
在市政府任職時，中央決定實施加值稅，當我還在財政部時，也一手推動此制度進入立法程序。但當完成立法要實際執行時，全省各地有相當多的業者不願配合。台灣各縣市都在看台北市財政局如何處理廠商的抵制，於是我親自帶隊到不願意配合的各商家監督，沒照規定將售價和稅金分開列的，隔天馬上送罰單，這樣台北市才得以順利推行新加值稅制，之後其他縣市也就跟進了。
在北市財政局長任內，我發現陽明山有些高級住宅的房屋稅很低，我覺得很不公平，就問稅務主管：「為什麼會這樣？」他們給我的答案是：「我們都照稅法的規定查核了。」我就請他們將那些房屋資料給我，並要負責的同仁陪我一起到陽明山仰德大道兩旁的大房子，一家一家看，同仁看我如此認真，不久也將缺失改正過來，課了合理的房屋稅。身為主管的，若重視公平與合理，下屬自然也會一樣重視。
處理燙手山芋 停發愛國獎券
民國七十六年，我被派到省政府擔任省財政廳長，當時爆發全國民眾瘋狂求愛國獎券明牌的事，要不要停止發行愛國獎券，這真是個燙手山芋！若停止，就剝奪了殘障人士的工作機會，不停止，又會危害社會文化及次序。為了遏止瘋狂求明牌的歪風，省政府決定停止發行，消息一發佈，省主席就離開宿舍，我獨自留在省府辦公廳面對伊甸基金會殘障朋友們的抗爭。
其實在還沒公佈停止發行愛國獎券前，台灣銀行那位負責愛國獎券的科長，他的孩子就被綁票了，因為綁匪認為那位科長在搖中獎號碼機時，可以控制號碼。半夜我一接獲這消息，就趕到台銀總經理家，建議他：「告訴綁匪，那位科長根本沒有明牌，他也沒有辦法控制號碼，若他們還是不相信的話，台灣銀行總經理跟台灣省財政廳林廳長，都可以作交換人質，請你們將孩子放了！」大約一個小時後，綁匪就來電說：「小孩在某某路邊被釋放了，請聯絡家人。」這是愛國獎券曾經造成的社會問題，我身為基督徒首長，要在神面前，全盤考量決策後果的輕重緩急，我認為，不能因為同情弱勢族群，而損及更多人的利益。
三、為難決策勇於承擔
民國八十二年我從財政廳長轉任財政部長。財政部的工作重在國家財政收入的籌畫，研擬公平合理的賦稅制度，以及金融業務的開展與管理。我當時的重要責任之一是，遏止中央政府財政赤字繼續升高，因為我發現財政赤字有繼續擴大的趨勢，所以就爭取立法委員支持，一起制定公債法，限制赤字不能那麼快速的攀升。
在財政部長任內我處理了兩件重大金融風暴，就是彰化四信和國際票券的事件。彰化四信的問題和台北十信類似，理事主席掏空了二、三十億，地方政府和省合作金庫都不敢處置，卻上報財政部，要財政部裁奪如何處理。彰化四信的弊端已經非常嚴重，為了避免發生擠兌風暴，我決定引用一項法令命令合庫概括承受來解除危機，後來監察院還對我引用法令採概括承受的處理方式有所質疑，並請大法官會議裁定。
危急中 勇於承擔責任
處理完彰化四信，不久又發生國際票券公司因楊姓員工違規挪用，造成近百億的損失，使該公司面臨無法正常營運，有發生擠兌倒閉之虞。
當天下午接獲通知後，中央銀行與財政部首長及相關重要主管就在隔天早晨七點多聚集討論解決方案，一直開會到快九點，營業時間眼看就要到了，民眾就要開始擠兌了，才終於有了初步可行方案，就是由重要的金融機構融資國際票券，全力支持國票度過難關。假如當時不當機立斷決定的話，票券市場的運作馬上會亂掉，因為將會有四千五百多億的票券無法承作，對全國金融市場與產業資金的調度所將產生的影響，是遠超過想像的嚴重。
中央銀行與財政部對票券業務各有所掌，應由誰來決定營救國票的方案，當時會議中大家僵在那裡不表意見，因為作決定的人，就要為決定的後果負責。何況國際票券的破洞除了已知的一百多億，還有哪些隱藏沒有發現的弊端，當時沒有人能確定。眼看營業時間就要開始，實在不容許我們這些主管單位再拖延，我只好倚靠主大膽負責決定，表明願意承擔一切後果。
政府部門的行政首長表面上看似風光，背後的辛酸和掙扎，真是鮮為人知。當單位出問題的時候，該單位的主管就得負全責，因為外界一定是要首長負起政治、業務或是道德上的責任。所以身為政府主管的人，需要深切了解該部門業務的實際狀況。
四、神堅立我的工作
離開財政部後，也擔任過行政院政務委員，主要負責財金部會政策的協調工作，是一段勝任又愉快的工作經驗。之後轉任全然不同於以往經驗的外貿協會董事長工作，協助廠商拓展國際市場。三年後又受行政院邀請，創辦了台灣金聯資產管理公司，協助政府降低當時過高的銀行呆帳。從在銀行公會一角的一張桌子開始，去挨家挨戶向公民營銀行籌資，當時台灣沒有人知道如何作這件事，後來幸不負所託，使台灣金聯資產管理市佔率全國第一。
回顧以往四十餘年的工作歲月，每一轉換都是神奇妙的帶領與供應，祂知道我合適什麼工作，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我之所以能夠安然渡過每一個難關，除了自己的專業知識，和堅持原則認真投入之外，最感謝的就是家裡面的禱告團隊，我母親那時還健在，當我遇到困難時，她總是帶領家人一起向神呼求，神真是我們最大的倚靠和保障。我一生職涯的心境，如同摩西的禱告：「願主──我們神的榮美歸於我們身上。願你堅立我們手所做的工；我們手所做的工，願你堅立。」(詩九十17)
(作者為台北靈糧堂會友、曾任財政部部長；本文為職場倫理特會見證分享，林青緣整理。)